【观点】用个性视觉捕捉的社会真实

　　王文澜与音乐

　　我与王文澜认识，是创办《爱乐》杂志的时候。那时我常在音像店遇到他，古典音乐刚开始流行，大家都到音像店找唱片。在唱片店里呆的时间最长的，肯定是王文澜。

　　王文澜的个性中有很细致的一面，每挑一张唱片，都会认真比较，细腻而犹疑，常得几小时。创办《爱乐》杂志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个音乐沙龙，第一次活动在我家里，大家把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D大调协奏曲》的版本凑在一起，边听边讨论。那时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氛围，大家在雨声、音乐声中充分享受着闲暇，为老柴的意气风发激动不已。

　　我对王文澜的好感，开始是通过音乐来感受的。倪萍曾跟我说，她无法理解，王文澜常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把音乐声放得很大。常是回家见他一人坐在黑暗里，打开灯，看见他脸上满是泪。在我的体会中，能轻易被音乐感动的人，内心都充盈着特别丰富的情感。古典音乐是衡量一个人特别有意思的试金石，它能触动一个人隐秘的心境，感动、不感动无法装出来。

　　古典音乐对王文澜而言，也许比摄影还要重要。王文澜其实是一个特别情感化的人，只不过他的真挚与充盈的情感平日总隐藏在表面的冷静之下。古典音乐就像一条宽阔而又美丽的大河，他一天中很多时间都投身在这粼粼波光之中，在它的抚慰下自省与舒展自己。它不仅是情感摇篮，也是王文澜摄影趣味的源泉。我一直以为，音乐对于一个人的潜移默化是具有极大力量的。要是没有音乐作为一种精神与灵魂的力量，王文澜的摄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王文澜与摄影

　　王文澜敏感的不是新闻事件，他也不太有兴致去刻凿静态的抒情。我理解他的摄影是以市井视角取景，在他观察取景框中的景象时，他的音乐素养，又决定了他对这市井里关于人与情感的关系的兴趣，这种人与情感的关系构成了他景象中的生态与市井。这是他眼里的世俗生活，这样一种照片可能就有些特殊，用独特的角度来反映他看这个世俗生活的视角，我恰恰觉得这种照片可能很有意思。我们过去看中国历史，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看时代进程，比较多地依赖意识形态的视角，王文澜身上没有这种概念化的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末，在创办《爱乐》之前，我在编《东方纪事》时曾找到王文澜，让他帮助提供一些照片，他后来给我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寻找生活中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幽默与俏皮的东西。

　　我一直对这样个性视觉下捕捉的社会真实生态感兴趣，这种没有被概念化的意识形态塑造的日常生活其实构成着历史更真实的记录。王文澜取景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有这么清楚的社会学意识，但他实际上留下的是大量这种具有社会学烙印的照片。

　　如果说王文澜的照片有缺陷，可能恰恰在于他太感兴趣于幽默关系而减少了力量感。他拍日常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有一些俏皮到刻薄的角度。

　　每个人的长处或弱处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显示。王文澜的长处是观察细微，他的每张照片都能精细地观察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强调这种关系的中心构图，有细微的趣味。但如果说在这种具体关系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内容，可能就会觉得弱一些。

　　“自行车王国”这样一个题材，王文澜连续拍了很多年。那是一个缺少颜色的时代，城市里的自行车洪流基本上是在七八十年代，到了80年代后期，城市里的自行车就大大减少了。这样一个单纯的缺少颜色的时代，这样一个朴素的时代，自行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还是生活方式、市井关系。王文澜表现的自行车与人、骑车人与骑车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充满那个时代温暖的情趣，而且还展现了表面俏皮背后的辛酸。现在，当自行车时代已??快要变成过去的历史时，这些照片的意义突显出来。应该说，王文澜比较早就意识到了市井、民俗生活也是一种历史记录。他记录下来、凝固下来的东西，变成了有意思的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变成了与主流意识形态化相对应的另一种历史，它们因为记录着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与音容笑貌而更真实丰富。看到这些照片，我们就会为五六十年代开始鲜有这样的记录而感到缺憾。

　　有人问王文澜为什么不去选择看上去更有力量的题材，我倒觉得不一定。我觉得题材的选择和个人的趣味关系极大。王文澜性格温和，他本身不是一个有兴致表现波澜壮阔和跌宕起伏的人。他看待社会，看待周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也使用了比较温和的眼光，所以他的照片也表现了比较温和的思想。我们如果要求他的照片中出现比较坚硬的棱角，不仅强人所难，而且可能破坏他温暖、温和的调子。如果你能够钻进他的视野，细细揣摩他，你就会领略他的心思，会心地一笑。

　　王文澜的照片水准比较整齐，但好像没有哪一幅照片对我构成特别强的冲击力，他不属于这种类型。他的“自行车王国”表现的是一大堆自行车，自行车的洪流和洪流中汹涌的质朴人流，构成了一个群像。这个群像表现了那样一个物质贫困、精神单调的时代，这个时代特别有力量。

　　我和王文澜一起聊天很有乐趣，说艺术、音乐，说摄影。聊天过程中，你能体会到王文澜的敏感与机智，他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个时代，造就了像王文澜这样的一批摄影者。尤其是70年代的中后期，在中国物质生活贫乏的大背景下，拥有照相机的人很少。在这个时代里，王文澜他们比较早地开始了摄影，这是一种精神追求的结果。他的幸运是在那个精神贫瘠的年代脱颖而出，又正好赶上了“四五运动”，使他能把自己的精神寄托、社会爱憎与照相机结合起来。

　　王文澜摄影观念随着他对摄影的理解有所改变，80年代后，他更多地转向对社会生活的表达，这是他在摄影上比较大的转型。如果我们把他的摄影分成两个时代，他第一个时代的摄影是跟社会意识形态同步;第二时代则更多地转向他自己的视角，更多地观察日常人际关系中的社会烙印。这种社会烙印其实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东西。我和王文澜都下过乡。“知青”生活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有很深的烙印，使我们身上有一种过磨砺而坚韧的东西。在王文澜身上，这种坚韧的东西变成比较内向的，不外露的，藏在更深的心底。

　　王文澜还是摄影的组织者

　　王文澜不仅是摄影家，还是摄影的组织者，他的这个身份非常重要。

　　王文澜身上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图片的趣味和这种审美、判断能力。在圈子里，为什么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名声，而且大家都把他当大哥一样?就因为他对图片的判断能力。他到《中国日报》，以他的图片趣味与判断能力带出了一批摄影记者，形成一个优秀的摄影集体。这个集体建立在整体文化素养上，因为他，整个《中国日报》的图片水准都高出一个档次。而《中国日报》对图片的关注和对图片的判断能力，又对中国媒体的图片意识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整个中国传媒发展史上都值得提一笔。

　　从传媒的观念说，摄影记者应该比文字记者重要得多。中国传媒的困境还是好的摄影记者与好的图片编??太少。好的摄影记者是用图片作叙述，图片是他的视角，也是他的叙述语言。但我们更多的摄影记者还停留在表达表面生活上，远谈不上在图片中追求趣味的境界。所以提高摄影记者品味、素养，是将来传媒发展的重要方向。图片的作用力应该远远大于文字的作用力。